美国:说50种语言的难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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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许多难民被迪凯特市的低廉房租和便捷交通所吸引,纷纷前往那里。截至90年代末,佐治亚州近2万名难民中多数定居迪凯特。

随着难民不断涌入,难民儿童的受教育问题逐渐受到各方关注。由于深知这些儿童很难适应传统公立学校的教学模式,曾是救助难民儿童志愿者的自由撰稿人芭芭拉·汤普森、亚特兰大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威廉·穆恩以及社会活动家帕蒂·卡拉尔修女产生了为这些儿童建立一所特殊学校的想法。

他们希望学校秉持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先驱马丁·路德·金的理念——建立一个“承受着爱的社区”,不分种族、国籍和阶层接收儿童入学。在那里,孩子们平等和睦相处,人人都能获得老师的关注和悉心指导。

汤普森说,这项任务绝不仅仅是将难民儿童集中在一起,那样做只会使他们与外界隔绝。

有了想法后,汤普森、穆恩与卡拉尔修女开始四处筹集办学资金。在一些慈善机构与关注难民儿童人士的资助下,三人于2002年获得佐治亚州和当地教育部门的办学许可,并租下当地一座教堂的部分房屋作为校舍。由穆恩担任校长的国际社区学校正式成立。

国际社区学校设有幼儿园和小学,有统一校服,实行小班制教学和全英语授课,每班平均18人,配有一名助教。此外,学校从幼儿园起就开设法语和西班牙语课程,并设立面向所有学生的艺术和音乐课。

学校根据每名学生不同情况,开设有针对性的补充课程。周一至周五每天放学后,还设立课外学习班。

除为难民儿童开设各种课程,学校还为一些学生家长和他们家中年龄稍大的孩子开设相关技能课程。学校每周四晚开计算机课,每周六开英语课。

学校的办学特色不仅吸引了难民儿童入学,一些中等或高收入美国家庭也看重了学校得天独厚的文化多元性,将孩子送到了那里。

学校现有380名学生,其中超过半数为难民儿童。非洲裔美国学生占20%,白人学生10%,约三分之二学生来自享受降价或免费午餐的低收入家庭,其他则来自医生、律师和银行家等中高收入家庭。

据统计,国际社区学校学生所说语言有约50种,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课堂”。

在这样一所难民儿童占多数的学校里,让孩子们懂得“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对他们的未来影响深远。

学校27岁女教师霍丹·奥斯曼10岁时在索马里内战中与父母失散。“我总是提醒他们,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原本可能被杀害,”她说,“但我们现在在这里(国际社区学校),一个能感受到爱的地方。我告诉他们,别人能从你身边夺走任何东西,但你的知识在你脑袋里,这会让你变得勇敢。”

来自缅甸的赫塔和妙妙夫妇曾在泰国的难民营生活25年,去年夏天带着4个孩子来到迪凯特。他和妻子以及15岁的孩子蒙代都参加了学校的技能课程。赫塔说,自己想学英语,然后找份工作。

他的两个孩子,12岁的图斯代堡和7岁的额迪纳波均在国际社区学校上学。赫塔说,他家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们接受的教育。

“我们没有什么未来了,”他指着自己和妻子说,“我们要供孩子们上学。我们不想看到他们和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来自波黑的助教娜扎·奥尔洛维奇说,她的难民经历能让她真正体会到难民学生的感受。奥尔洛维奇至今仍记得安慰一名黎巴嫩男孩的经历。由于那个孩子说英语时带有浓重的西非口音,他讲的笑话其他同学都听不懂,男孩为此感到沮丧。

“我对他说,把笑话讲给我听,” 奥尔洛维奇操着带有浓重波黑口音的英语说道,“因为他们也听不懂我说的笑话。”

在这所包容多元文化的学校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家长之间不断增进了解,建立起深厚友谊。

一些美国学生家长会为难民家庭送去食品,让他们免费搭车,并在他们孩子生病时帮忙联系医生。

哈维·克拉克是一名海湾战争退伍老兵。他的儿子扎德在国际社区学校上5年级。“他们在这里能接触到通常只会在国家地理节目中看到的多元文化,”克拉克谈及学校里的美国学生时说,“我的儿子不用为了见外国人而上战场,因为他在这里就能做到这一点。”

谢尔·拉米雷斯9岁的儿子丹特与11岁的缅甸男孩松吴兰是好朋友。两人的家庭和成长背景截然不同。喜欢看《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打电脑游戏的丹特家庭条件优越,父亲在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工作;而松吴兰去年夏天来美国之前还住在泰国的难民营。他不懂英语,父亲靠在一家禽类加工厂工作养活全家,每小时只能赚10美元。

尽管如此,语言不通的两个小伙伴新学年第一天见面便成了好朋友。“他不太会说英语,我觉得他刚来,不会交到朋友,”丹特说,“所以,我想我应该成为他的朋友。”

接下来的几周,两个小伙伴一起参加聚会,一起在万圣节玩“不给糖果就捣蛋”的恶作剧。松吴兰有绘画天赋,常常指导丹特画画,而丹特则帮他学英语。

“我会用容易理解的单词,有时还加些手势,”丹特说,“例如,像巨大这个词,我会用手比划出个大大的圆来描述,而对大这个词,我就会比划得小一些。”

拉米雷斯说,由于孩子们是好伙伴,她与松吴兰一家的关系也开始密切起来。她常开车载他们一家外出、去面包店买东西,最近一次还去松吴兰家修遥控器。而在传统节日里,松吴兰的母亲穆德也会给拉米雷斯送去缅甸传统的宽松长筒裙。

虽然拉米雷斯与穆德现在主要通过手势交流,但随着松吴兰英语的飞速进步,他已开始为母亲充当翻译。调皮的松吴兰甚至学会了用英语搞恶作剧,在丹特背后贴上写有英文“踢我”的纸条,捉弄自己的伙伴。

国际社区学校成立初期曾遭遇不少困难,如今面临的挑战也不小。学校教室狭小,资金短缺,虽能获得当地以及州和联邦政府拨款,但每年仍需自筹约40万美元。

由于语言不通,需要请多名不同语种翻译,学校举办家长会的想法因此泡汤。学校每周的校报以六种语言出版。尽管如此,许多家长还是看不懂。

当学校投入大量精力为难民学生设置特殊课程时,也必须兼顾一些美国学生家长的要求。一些家长认为学校过度关注难民学生,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因此选择转学。

此外,一些难民儿童入学后,还需在开始学习之前治愈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他们入学前几乎不懂英语,许多孩子没受过正规教育,甚至不懂自己的母语,需要学习站队或是举手发言。许多难民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无法为孩子辅导功课,甚至看不懂成绩单。

一些孩子入学前甚至没见过书本。来自毛里塔尼亚的一名学生不知道如何使用门把手。一名苏丹小女孩因饱经战乱,随家人四处避难,竟执意躲在课桌下听课。

“老师决定和她一起坐在地板上给大家上课,”汤普森说,“她在用孩子的方式帮助她走出阴影。”

两名来自阿富汗的姐妹每天来到学校都会显得有些惊恐,原因是她们在巴基斯坦逃难时,曾利用课余时间出去织地毯补贴家用,但工作太疲劳,她们上课时经常打瞌睡,受到老师惩罚。

谈及这些困难,汤普森并不畏惧:“如果它们容易对付,那每个人都会做这些事了。”

现在,学校每年都会新设立一个年级。学校已经在几英里外的另一所教堂内开设分校区。许多退休教师以及学校附近的埃默里大学和阿格尼丝·斯科特学院的学生都前来学校做志愿者。

此外,学校学生过去4年的考试成绩都达到教育部门相关衡量标准,成绩喜人。今年,学校在确保高分学生人数不减少的同时,缩小了好学生和相对较差学生之间的分差,得到佐治亚州教育委员会表扬。

汤普森等人说,他们眼下的目标是合并两个校区。穆恩说,他还想为学生在校内开设诊所。

在汤普森等人的带动下,一些关心难民儿童的人士正积极筹划,准备为那些来美国时就已是青年的难民设立学校,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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